普莱特涅夫:不会开飞机的钢琴家不是好指挥

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1978年他一人包揽了第六届国际柴科夫斯基比赛的第一名和金奖。在此之后他与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及指挥合作举行了不计其数的音乐会。1990年,普列特涅夫创立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普莱特涅夫从1993年起开始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合作录制个人专辑。他的专辑不断获得格莱美奖提名。《BBC音乐杂志》把获得1996年留声机大奖的“斯卡拉蒂键盘奏鸣曲”称作“钢琴演奏的极致之作…仅此一场演出就足以使普莱特涅夫荣登史上最伟大钢琴家的行列。”他被认为是俄罗斯钢琴学派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代表,甚至是!普列特涅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家级荣誉和世界级大奖的获奖名单上,包括2005年的一项格莱美奖。2007年他被授予总统奖和“服务祖国”勋章。

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普莱特涅夫更倾向于用音乐家的身份来定义自己,而不是三者之中的某一个身份。“当我拿着指挥棒或者坐在钢琴凳上的时候,我在做的是同一回事。”

21岁时获得柴科夫斯基大赛钢琴金奖;33岁时创办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并担任指挥;49岁时突然封琴,专注于指挥和创作;55岁时以更为精进的技艺迷之复出。

去年,普莱特涅夫首次以钢琴家的身份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独奏音乐会。今年,普莱特涅夫以指挥的身份带领他的亲兵——于1990年创立的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

在音乐家的身份之外,普莱特涅夫还拥有飞行员的身份。在他的纪录片的第一部分开头,普莱特涅夫在轰鸣声中驾驶着飞机冲上云霄,画面随即切换成钢琴演奏,音乐声响了起来。关于普莱特涅夫谈及开飞机与古典音乐之间关联的言论并不算多,比较出名的是在讨论选择乐器重要性时的比喻,“业余飞行员不会需要特技飞行员才需要的飞机,后者需要的是随时能够允许和保障他们做高难度姿势的飞机。我需要好的钢琴,因为我不是业余钢琴家。”

早年的普莱特涅夫并不缺少不愉快的弹琴经历,他经常在狭小而破落的音乐厅弹一架差劲的钢琴。当尝试着弹出贝多芬作品中天籁般的柔和的弱音时,得到的却是糟糕的响亮的音效。如今,普莱特涅夫拥有了极大的选择权,他用“特权”来形容这一切。“大概是因为我的‘事业或生涯’成功,尽管‘事业或生涯’本身是一个愚蠢的词汇,我有更多的话语权来决定在哪里演出,用哪一台钢琴演出,以及演出什么曲目。”

每场音乐会之前,普莱特涅夫都保持着与调琴师见面的习惯。“钢琴必须要使我感觉到愉悦,我需要钢琴来回应我的一切举动。我从钢琴中获得的鼓舞与启迪越多,演出效果就越会步入良性循环。如果我不喜欢正在演奏的钢琴,整场音乐会都会很糟糕。”

与对钢琴的挑剔相比,普莱特涅夫对自己录制的唱片则算得上是完全没有好感,尽管它们为他赢来了不少奖项。“我讨厌我所有的唱片,我享受的只是弹琴的时刻,在那些音乐被创造出来的瞬间,我被一种无形之中的神秘力量所指引。回过头去听唱片的感觉很古怪,我不介意别人欣赏我的唱片,只是我自己无法去分享这份乐趣。”

青年时代获得柴科夫斯基比赛金奖,为普莱特涅夫迎来了最初的世界声名。两年之后,普莱特涅夫首次以指挥的身份亮相。追随着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丹尼尔·巴伦勃依姆、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等既占据着钢琴座椅又站立在指挥台上的伟大艺术家们的脚步,普莱特涅夫开始了自己的指挥生涯。

之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普莱特涅夫受前苏联时任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邀请,在一次首脑会议上进行了演奏。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友谊后来为普莱特涅夫创立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打下了基础,尽管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钢琴家的一己之力创办一个交响乐团依旧并非易事。普莱特涅夫甚至不得不为乐手垫付工资,那段艰难的岁月很少被回忆起来,谈及当指挥的难处,普莱特涅夫唯一提到的是不得不早起排练。

尽管普莱特涅夫对俄罗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人尽皆知,他偶尔还是会抱怨更愿意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担任指挥,因为那意味着每年只需要在特定的几周内排练和演出就可以了。“俄罗斯乐团的演出太多了,一场接一场,还有很多巡演。”

事实上,普莱特涅夫十分享受与音乐共度的时光。不演奏的时候,普莱特涅夫总会看起来无比苦闷与烦恼,当他的手指触碰到琴键,或者在指挥台上挥起手臂的一瞬间,气场就变得不一样了。普莱特涅夫将这一切解释为自发的行为,“在我得到启示的一瞬间,一切就会开始。”

著名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曾写下这样的文字,“为什么普莱特涅夫看上去很不快乐,这大概可以理解为纯粹的、他即将要开始演奏的时刻。”

唐一军会见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

8月20日,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在大连会见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

唐一军对特鲁特涅夫一行到访辽宁,出席在大连举办的中国东北地区和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着高水平发展,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近年来,辽宁与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拓展、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扩大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辽宁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加快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发展。辽宁将与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一道,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在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以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在更多更广泛的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为开创中俄地方合作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非常重视与辽宁省的合作,愿通过努力,更好地促进俄中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副省长陈绿平、大连市市长谭成旭,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白德福参加会见。(记者 明绍庚)

之吻:勃烈日涅夫其人

许多人会有一种前苏联情结。它由那些独特的意象、形象和造像所组成: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时的宣传画、三十年代“大清洗”和古拉格劳改营,西伯利亚平原上巨大无匹的钢铁机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设计下的奇异建筑,庞然而恐怖的极权政体,“白杨”导弹在雪原上逡巡,老大哥形象与红太阳的东方古国之间的调谐与共振,“冷战”语境下对苏联历史回溯时产生的疏离与怀念

同时片段式的、零散的印象,最终往往具象为领导人的个人形象。、领袖、最高领导人这些字眼,和极权主义苏维埃、锤子和镰刀徽章以及地理版图上横亘亚欧的红色疆域互为图像映射,成为了一整套被冠名“苏俄”的视觉符码。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当我们谈论苏联时,我们在谈什么?就是他们。

“……斯沃博达又以辞职来要挟,甚至说要把苏联的勋章退回。根据某一情报,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两人都掉了眼泪(这是非常斯拉夫式的、也是非常式的场面)。”

“……斯沃博达又以辞职来要挟,甚至说要把苏联的勋章退回。根据某一情报,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两人都掉了眼泪(这是非常斯拉夫式的、也是非常式的场面)。”

“……后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虽然具体时间未必准确——勃列日涅夫突然患了有名‘心脏病’。”

“……后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虽然具体时间未必准确——勃列日涅夫突然患了有名‘心脏病’。”

“总而言之,即使斯大林都办不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一伙人却办到了。俾斯麦曾经说过,谁在军事上掌握波西米亚大高原,谁就‘控制欧洲’,如今勃列日涅夫一伙已实现了这种控制。”

“总而言之,即使斯大林都办不到的事情,勃列日涅夫一伙人却办到了。俾斯麦曾经说过,谁在军事上掌握波西米亚大高原,谁就‘控制欧洲’,如今勃列日涅夫一伙已实现了这种控制。”

是的,勃列日涅夫。读完那本《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之后,我莫名其妙地对这位前苏联领导人产生了兴趣,一会儿掉眼泪一会儿“装病”的苏联领导人,算什么苏联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在新时代几近被遗忘。除了爱好苏俄历史和研究苏俄的群体,一般人,比如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能很少会对他产生关注。这其实挺遗憾的,因为哪怕是稍微了解,也能发现这个人,以及他那时所执掌的苏联,有趣又荒诞。

对勃列日涅夫最常见的评价是“平庸”。前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破坏阵营的团结、后期抛弃集体领导原则大搞个人崇拜,以及悍然入侵阿富汗云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平庸”的领导人,却在执政的18年间带领苏维埃走向鼎盛(当然,盛极之后是无可避免的停滞)。他愚昧、笨拙,乃至有些可笑的行为以及手握的无上权力,和建立在核武霸权之上的红色帝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荒谬”的反差,那些在“冷战”阴云下的拙态和作态,如今回首,无不呈现出负片般的历史图景下的黑色幽默。

勃列日涅夫吸引我的事有三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之吻”,以及勋章收集癖。

成员国(省市)闹事,地方领导人(书记)搞另一套政策,看上去是不把帝国继任者放在眼里,是要,那中央肯定要干预的。拘禁领导人也好,派遣军队也罢,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性和统治合法性,这样的戏码,我们其实非常熟悉。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柏林墙”建成不过三年,前一年,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再加上远有“波匈事件”,眼前是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东欧各国内部其实并不太平。

1968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在杜布切克领导下进行改革,宣称要建设“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实施经济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政治体制、逐步实现言论和新闻自由、撤换内部的保守派、允许非活动的开展等。这些举措对于苏联来说无疑是“波匈事件”的重演,处在东欧和西欧交界位置的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出现了脱离苏联阵营的征兆。

于是从当年1月一直到7月底,勃列日涅夫先后访问波兰和东德,并牵头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举行了多次会谈,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5月4日,莫斯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莫斯科和苏联主席团进行会谈,8日,苏联方面宣布提前举行华约组织军事演习;6月18日至30日,多国在捷克境内开展军演,演习结束后军队并未撤离;7月14日,在华沙会议上,苏联领导层表示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势力开展行动;7月29日至8月1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国交界处的切尔纳举行两国会谈。

上文引述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的情节,就是发生在切尔纳会议期间。两国当时达成了协议,杜布切克以为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

结果不到三周后,8月20日深夜,苏联出其不意地出动了地面部队,第二天超过二十五万军队迅速占领了捷克全境。以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人遭到拘禁,后来在莫斯科被迫签订“莫斯科议定书”,改革破产,保守势力反扑,“布拉格之春”夭折。

“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一次有效的改革失败了,穿插其中的,是捷共杜布切克、总统斯沃博达等人的据理力争,布拉格人民的抗争,和勃列日涅夫喜怒无常的表演。

“那时门开了,勃列日涅夫走了进来。他没讲一句寒暄的话和开场白,刚跨进门就破口大骂那几个人的背叛行为。”

“那时门开了,勃列日涅夫走了进来。他没讲一句寒暄的话和开场白,刚跨进门就破口大骂那几个人的背叛行为。”

“在一次预备性谈判的会见中,勃列日涅夫把一份‘不受欢迎的人’——苏联方面希望清洗出捷克政界的那些人——的名单端到杜布切克的鼻子面前,要他签名。”

“在一次预备性谈判的会见中,勃列日涅夫把一份‘不受欢迎的人’——苏联方面希望清洗出捷克政界的那些人——的名单端到杜布切克的鼻子面前,要他签名。”

捷克斯洛伐克的确妥协了,但真正失败的是苏联。“布拉格之春”提出的“带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和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主张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何其相似。

多元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改革措施如果在捷克实现并在东欧国家扩展开来,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是否会停滞还是个问题,八十年代末雪崩式的“东欧剧变”是否会发生还是未知数……

与霸权主义手腕不相匹配的,是勃列日涅夫显得有些乖戾的个人喜好:“勃列日涅夫之吻”。

又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三重吻,即先亲两颊,然后再亲吻嘴唇。这套动作成为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象征。

接吻,本来是俄罗斯人的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只不过苏联前领导人们并没有这样的“习惯”,但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亲吻就成了某种富含政治意味和展现大国情怀的标配动作。

最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之吻”,可能要属1979年10月4日,在民主德国(东德)建立30周年庆典上,勃列日涅夫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拥吻”。这张图片非常著名,后来不仅被画在了柏林墙上,还成为了世界人民津津乐道的“兄弟之吻”。

但极少有人喜欢被这样“舌吻”。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被勃列日涅夫吻破了嘴唇,卡斯特罗是用雪茄烟才挡住了的舌头。杜布切克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勃列日涅夫以俄罗斯典型的、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男子接吻习惯而闻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为本人公开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来加以运用。比如,他1963年12月来布拉迪斯拉发,我到机场欢迎他时,他拥抱和吻我就没有来由。我们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面。五年之后,又是在公开场合,在糟得多的情况下,他又试图这么做。”

“勃列日涅夫以俄罗斯典型的、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男子接吻习惯而闻名。……勃列日涅夫一直把它作为本人公开活动的一个突出部分,来加以运用。比如,他1963年12月来布拉迪斯拉发,我到机场欢迎他时,他拥抱和吻我就没有来由。我们在这以前从未见过面。五年之后,又是在公开场合,在糟得多的情况下,他又试图这么做。”

苏共的领导人们甚至厌恶它。而他的后继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更是对这样的“亲吻”深恶痛绝。然而没办法,尤其是七十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独揽党、政、军大权,嘴对嘴“亲吻”不仅成为时兴的潮流,还一度演变成默认的礼节。

领导人总有许多方式来展现亲切的、平易近人的姿态。比如某位长者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喜欢做一点微小的工作,比如某位领袖某位领袖走家串门第一件事就是揭开锅问吃什么。

勃列日涅夫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内的权力斗争。苏斯洛夫和谢列平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折中的方案,勃列日涅夫这位“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最终成为了最高领导人。在前期执政中,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勃列日涅夫并无多少威望,但在执政后期,通过一系列手腕不动声色铲除异己之后,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终于全党上下对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畏惧中故态复萌。

很难说“勃列日涅夫之吻”会不会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姿态,不过在肢体上“征服”其他国家领导人,显然要比在谈判桌上容易得多。

勃列日涅夫没上过战场,在执政期间入侵了两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罔顾历史遗留问题导致苏联政体积弊如山,一生却获得了114枚勋章。

“苏联英雄”是苏联的最高荣誉,其中仅有两个人荣获了四次。一位是“二战”中挽救了苏联的朱可夫,另一位就是勃列日涅夫。

他自己受勋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1976年庆祝七十大寿,给自己颁了一枚“苏联英雄”;1981年,七十五岁的勃列日涅夫一高兴,又给自己颁了一枚。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给勃列日涅夫颁发过勋章,据说他死后棺椁两旁端着勋章的人数,超过了四十人。

与此同时,他还喜欢给其他人授勋,常常是在家里看电影看电视,看到哪个演员演得,一高兴便授予一个。

很难想象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会出现这种状况。“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的勋章癖,如今看来既是对苏联体制荒谬之处的体现,也是对其本身的讽刺。当勋章可以随手颁发的时候,它所代表的表面的“荣誉”也最终替代了了真实的“荣誉”。胸前的一块块沉甸甸的金属,最终成为了可被把玩、被侮辱的物件。

这些“轶事”会让人禁不住疑惑,那个年代究竟是怎样一番面貌?那些人究竟在搞些什么?这样的境况,这样的勃列日涅夫离我们很远吗?真的很远吗?

1964年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那次将勃列日涅夫推上最高位的会议上,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我们现在应该选举中央和审议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问题。我们提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

“同志们!我们现在应该选举中央和审议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问题。我们提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